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們團隊近期公布了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三項科研成果，形成從輕癥、重癥/危重癥到康復期三個不同階段的完整鏈條。每一項結果都有對照組的數據作對比，采用了隊列研究的研究方法。我們在分析時不但采用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還采用了傾向性評分
“中西醫在看待同一個疾病時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比如新冠肺炎，西醫的思路更多是從細胞水平出發去研究怎么消滅病毒;而中醫則是把人體看作一個整體，通過調節內環境達到一種平衡，激發自身的力量與病毒對抗”
仝小林(中)與火神山醫院副院長劉斌(右)合影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仝小林于1月24日大年三十到達武漢，臨危受命擔任新冠肺炎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到達武漢后，他與專家組成員到定點醫院給病人看診、開方。根據疫情形勢，提出將防線向社區前移的思路，并擬定“寒濕疫方(武漢抗疫方)”，給社區內的發熱、疑似、輕癥、普通型患者大范圍使用，在改善輕癥癥狀、減少輕癥轉重癥方面發揮了作用。
以下是他的自述：
在救治的同時，仝小林和他的團隊結合中醫藥的特點，將科研的思維應用到臨床，推進多項科研課題。4月2日，剛剛從武漢回京不久的仝小林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連線采訪，
“寒濕疫”
我是1月24日下午6點左右到達武漢的，一下火車我就感到非常濕冷。中醫講求人體內在環境和外部環境的平衡，出于職業習慣，到了賓館后，我就去體驗了武漢的氣候環境——在小雨中走了一個多小時。當晚睡覺時，我也特意沒開空調，同時打開窗戶，體驗當地百姓家庭的氣溫環境。我還讓團隊查看近兩個月武漢的天氣情況，結論是與往年有非常明顯的差異，今年是暖冬，雪一直沒下來，但雨水非常多，我記得是到1月26日的時候，1月有16天都在下小雨。總的來說，氣候特點是濕冷。
作為中醫專家組組長，我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去實地考察病人，并組織專家確定中醫藥診療方案，不斷修訂方案。來武漢前，我就通過網絡看了一些新冠病人的舌苔，普遍有厚、密、白的特點，一看就是寒濕的狀態，當時已經有了初步的感覺和基本的判斷。
到達武漢第二天(1月25日)，我和團隊就去金銀潭醫院查看住院病人，以普通型、重癥為主。為了對新冠肺炎的整個病程有更全面的了解。第三天，我們又去武漢第一醫院的發熱門診，查看發熱病人和急診留觀病人，并開了中藥方。當時醫院發熱門診的情況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病人在陰冷的環境下排著長隊等候，有的從早上5點一直等到中午都沒看上病，發熱門診人滿為患。
通過在一線的診療，我發現這個病同時引起人體兩個系統的問題，一個是呼吸系統，中醫講是肺的病，癥狀有咳嗽和發熱;另一個是消化系統，很多病人表現為食欲非常不好，一個星期都不想吃東西，有的出現乏力、腹瀉、惡心嘔吐等癥狀。中醫講，食欲不振、惡心嘔吐——病在胃，腹瀉——病在腸。而腸胃的問題都屬于脾。于是對新冠肺炎有了兩個明確的定位，一個病位在肺，一個病位在脾。
中醫講求陰陽調和，武漢當時氣候的寒濕是“陰邪”，而肺和脾都屬“陰藏”，內外雙重的寒濕狀態破壞了人體內環境的平衡。所以從中醫的角度講，新冠肺炎是一個陰性的病，陰病走的是傷陽的路線。據此，我從中醫的角度，給新冠肺炎命名為“寒濕疫”。
仝小林在一線為病人看診
“寒濕疫方”
當時迫在眉睫的任務是救人。病人數量急劇增加，導致了醫療資源的擠兌，很多輕癥病人無法及時住院治療，錯過了早期的黃金治療期。我們到武漢的最初幾天，在急診看診完，已經是中午了，門診大廳依然擠滿了人，病人看到我們走過，就拿著片子讓我們看，有時還拽著我們的衣袖不讓走。
我當時就感到事態非常嚴峻，這些門診的病人都來自社區，如果控制不住社區這個源頭，將會出現更嚴重的醫療擠兌。于是1月29日，我們和武昌區政府、武漢新冠肺炎醫療救治組、湖北省中醫院一起商議決定在社區給發熱、疑似、輕癥、普通型病人大面積發中藥，從源頭做起，從小火苗撲起，控制住疫情的發展。大家一拍即合。
2月2日，武漢市醫療救治組正式頒布紅頭文件，以通知的形式推薦社區使用中藥協定方，這應該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從政府的角度自上而下地大范圍推廣、分發中藥通治方。2月3日開始，武昌社區開始發藥。截止到3月20日，“寒濕疫方(武漢抗疫方)”共發放給5萬人，超過72萬副。
給這么多人同時發藥，藥方是關鍵。此前，我們針對早期病人制定了一個中醫治療方案——通過宣肺和祛濕來改善患者整體的內環境。中醫講“體內自有大藥”，中醫治病的原理實際上是通過改善人體內環境，使其恢復到一種平衡的狀態，然后靠自身的力量來清除病毒，也就是調動人體的免疫功能。特別是在短時間內中西醫都沒有特效藥和疫苗的情況下，自身免疫力至關重要。
“寒濕疫方”，是我根據看診的經驗并與眾多湖北、武漢當地一線專家充分討論交流后，親自擬定的通治方。大的原則就是宣肺、化濕，解毒和通絡。以這個大原則做主方。還包括九種加減情況，后來濃縮到四加減——在主方的基礎上，分別對發熱、咳喘、消化系統癥狀、乏力這四種癥狀設計了對應的四加減方。
中醫在面對這樣一場大瘟疫時，首先要抓住它共性的東西——是什么定性、什么病機、怎樣的傳變過程，然后就可以根據核心病機來確定一個核心治療的處方。
此外，中醫還講求辨證論治，一人一方，但現實不可能給每個病人摸脈、看舌，我們就根據主要的癥狀，歸納出了四個類型，基本上涵蓋了絕大多數的癥狀。這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最貼近于辨證論治、一人一方的做法。
在正式得到藥效反饋前，我心里還是忐忑不安的。盡管我對流行病的中醫診療有一定經驗——從1980年代就跟我的導師周仲瑛治療流行性出血熱，2003年SARS時我在定點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參與救治，擔任中醫組、中西醫結合組組長。但這次這么大范圍的發藥，一旦整個病性判斷錯了，病方用錯了，那是人命關天的事兒，所以心理壓力還是很大的。
不過有兩個基礎讓我對藥效有了預判：一是我當時給急診留觀的病人使用了這個方子，讓主管醫生每天反饋，結果病人癥狀改善得很不錯。這個小范圍的經驗證明這個方子基本對路;第二是在確定方子前，我跟武漢當地各醫院的中醫專家多次討論，得到了認同。
發藥后，我們定的三天一個周期看效果，統計數據顯示，三天后的反饋效果非常好，我總算松了一口氣。
仝小林在一線為病人看診
從大數據看療效
在決定大范圍發藥后，迫切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要借助網絡技術手段及時得到患者服藥后的反饋;二是當時武漢當地的醫生已經不堪重負，所以急需全國其他地區的中醫師線上處理這些反饋，受理咨詢。
這時，中國中醫科學院劉保延教授和他的團隊提供了大力支持，他們團隊多年做科研資料的大數據統計和分析，有非常好的網絡平臺和資源。他們連夜開發APP軟件，使病人在發藥的時候掃碼就可以在線反饋，每天在APP上填寫癥狀的變化。后來這些記錄都做成了詳盡的數據分析。
反饋數據顯示：3698位發熱、疑似和確診病人服用寒濕疫方后，90%以上第三天發熱、咳嗽、咳痰、乏力、氣短、情緒緊張、納差、腹瀉等八大癥狀就已經消失。單純服用一號方的977人中發燒患者共有318人，服藥后發燒消退平均天數是1.74天。
發藥的同時，劉教授又馬上組織后臺醫生，在全國一共召集了六百八十多名中醫師線上處理反饋和咨詢。網絡和人員到位后，各種各樣的咨詢問題都來了：比如問懷孕的，做透析的，有高血壓、心臟病等基礎性疾病的患者能不能服藥，特別是一些患者的心理壓力非常大。我們專家組針對這些常見問題對受理咨詢的中醫師進行了統一指導，可以說既減輕了一線醫務人員的壓力，又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患者的恐慌情緒。
當時之所以選擇武昌區開始試點，主要考慮到這里的互聯網覆蓋率高，而且社區醫療系統相對完善：125萬常住人口，144個社區，18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醫的適宜技術(火罐、刮痧、藥浴、足浴等)在社區已經得到普及，群眾對中醫藥的接受度較高。
剛開始發藥時，社區當中觀望或拒絕領藥的人不在少數。但很快，隨著藥效的顯現，那些之前觀望的人看到其他人癥狀減輕，就開始領藥了，領藥的人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廣。
用科研的頭腦做臨床
有些不了解中醫藥的人會有一種偏見，中醫完全憑經驗看病開藥，無法從科研角度論證療效，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必須承認，中西醫在看待同一個疾病時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比如新冠肺炎，西醫的思路更多是從細胞水平出發去研究怎么消滅病毒;而中醫則是把人體看作一個整體，通過調節內環境達到一種平衡，激發自身的力量與病毒對抗。
因此，西藥多是單成分，藥物的靶向相對清楚，在研究和論證藥效的時候相對容易;而中藥的話，即便是一個簡單的方子，四五味藥就有幾十種成分。如果是十幾二十味藥的話，可能是幾百種的成分，在論證具體成分的效果時，不是一下子能研究清楚的。
其實，中藥的藥理在單味藥上已經有很大的進展了。但中藥大多是復方，復方藥的成分之間的作用是相互協同還是拮抗，論證起來非常復雜。但對中醫進行循證醫學的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現在世界上很多藥理學、毒理學、分子生物學、物理學專家都在做相關科研和跨學科研究，為中醫藥尋找一種合適的研究方法和評價體系。
我們現在講中醫的療效，必須用數據說話。在武漢，我們專家組除了參與一線救治，還有一個任務就是推動中醫的科研進展。在救治中總結經驗，一邊做臨床，一邊做科研，一邊救治，一邊積累科研數據，用科研的頭腦去做臨床。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支持下，我們給武漢各個中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都布置了相關的研究課題，如“基于社區防控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居家/定點隔離治療人群的研究”、“‘寒濕疫方’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重型/危重型患者臨床療效觀察”、“新冠肺炎恢復期中醫辨證論治規律的研究”等。
我們團隊近期公布了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三項科研成果，形成從輕癥、重癥/危重癥到康復期三個不同階段的完整鏈條，其中兩項成果已經以論文的形式提交給國際醫學期刊。每一項結果都有對照組的數據作對比，采用了隊列研究的研究方法，這是目前形勢下最可行、科學的研究方法。隊列研究的證據級別在新九級的證據金字塔中排在第三位，僅次于系統評價和隨機對照研究，對臨床的決策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也是制定各專業指南的重要參考證據。我們在分析時不但采用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還采用了傾向性評分(PSM)，充分考慮了對臨床結局的影響因素的混雜。
比如在研究武昌社區開展的新冠肺炎輕癥患者使用寒濕疫方干預的效果時，我們以武昌區隔離點居家治療的確診新冠肺炎患者為目標人群，以寒濕疫方為暴露因素，服用寒濕疫方的患者為暴露組，未服用任何該藥(包括湯藥、配方顆粒)的患者為非暴露組，分析兩組患者的轉重率及患者轉重的影響因素。最終進入分析的共有721例，寒濕疫方430例，對照組291例，主要的結局指標是病情加重率：寒濕疫方組為0例(0.0%)，對照組為19例(6.5%)，差別有統計學意義。患者總體年齡的均數為48.5±14.4歲，中位年齡為48歲。有合并基礎疾病的例數為334人，占46.3%，合并使用中成藥的例數為452人，占62.7%。研究表明：在社區推行寒濕疫方對控制新冠肺炎病情的加重具有保護作用。在考慮了性別、年齡等影響因素，分別采用分層分析、傾向性評分匹配后，寒濕疫方組與對照組加重率的差別仍有統計學意義。
其實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共同的目標都是治病救人，只是分工不同。西醫在救治重癥/危重癥時使用的生命支持技術無可替代，而中醫在改善輕癥、普通型患者的癥狀方面有效果，在面對新冠肺炎這一共同敵人的時候，大家要配合在一起共同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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