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中國中醫藥報
記者：黃蓓
保障與改善人民健康，對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保障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嚴重威脅著群眾身體健康。目前，我國抗擊疫情已經取得了階段性重要成果，在第5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到來之際，中國中醫藥報記者邀請專家，就中醫藥參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工作和傳染病防控相關問題，總結疫情帶給我們的啟示。
大疫如大考，考出了中醫藥的分量，也再度展現出中醫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面對洶涌疫情，中醫藥系統的快速響應、廣泛參與以及現階段的成果取得，都離不開法律的保駕護航。”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家中醫藥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鄧勇在接受中國中醫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議在今后的法律法規制修訂工作中進一步明確并細化中醫藥參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工作的相關規定，縱向上確保中央立法在省市縣各級分別具備配套的行政法規、實施細則或操作指引，推動中醫藥深度融入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一次大練兵
中醫戰“疫”立新功
2017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發揮中醫藥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工作中的作用，加強中醫藥應急物資、設備、設施、技術與人才資源儲備;醫療衛生機構應當在疾病預防與控制中積極運用中醫藥理論和技術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也明確，國家發展現代醫學和中醫藥等傳統醫學，支持和鼓勵開展傳染病防治的科學研究，提高傳染病防治的科學技術水平;國家支持和鼓勵開展傳染病防治的國際合作。
與此同時，多份政策文件也為推動中醫藥參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工作不斷加碼，其中分量最重的，莫過于2019年10月底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意見明確提出，“彰顯中醫藥在疾病治療中的優勢”“建立有效機制，更好發揮中醫藥在流感等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治和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中的作用”。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正是中醫藥系統貫徹落實上述法律和政策的一次大練兵。
1月27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醫結合救治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建立中西醫結合救治工作機制，提升醫務人員中西醫結合救治能力，規范開展中西醫結合醫療救治。2月12日，兩部門再次聯合印發《關于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傳染病防治工作中建立健全中西醫協作機制的通知》，細化工作部署，特別強調要“推動收治患者的醫療機構建立健全中西醫共同參與、全程協作的中西醫聯合會診制度，使中醫藥深度介入傳染病防控和臨床救治。”
時隔數月，中醫藥也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數據顯示，此次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有超過7.4萬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1.5%，其中湖北省超過9成的人使用了中醫藥，中醫藥總有效率達到了90%以上。而在預防和康復上，中醫藥特色優勢同樣凸顯，武漢市武昌區自2月2日實行隔離點集中中醫藥干預后，疑似病例確診的比例從1月28日的90%以上降至3月5日的3%，干預效果明顯。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的一項研究顯示，經中醫綜合干預后，康復期患者的咳嗽、胸悶氣短、出汗、 失眠、心悸、乏力等癥狀得到明顯改善，復陽率也遠低于未接受任何干預方式的人群。
一座里程碑
早介入深介入前所未有
“客觀講，此次中醫藥全面、盡早、深度介入疫情防控前所未有，且成效顯著。”一直在武漢一線戰“疫”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如是評價。
鄧勇也認為，中醫藥在此次疫情中的突出表現，對深入推進中醫藥參與突發公共衛生應急事件和傳染病防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此前，無論是霍亂、瘧疾，還是乙腦、“非典”，中醫藥戰“疫”雖也不乏亮眼表現，但整體參與深度和廣度并不能和此次相比。以“非典”疫情為例，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內地“非典”確診病例中中醫藥參與治療的占58.3%，超過四成患者沒有得到中醫藥治療。
“早年間，中醫藥在醫療衛生服務中所占的比重比較低，優質中醫藥人才嚴重短缺，國際和國內社會對中醫藥服務的認可程度、重視程度也不高，因此中醫藥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工作和傳染病防控中的參與度偏低。”鄧勇分析指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中醫藥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醫藥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頒布以來，中醫藥發展步入法治快軌，中醫藥的“基本面”越來越強，使得上述現象得到很大改觀。得益于此，國家和地方相關管理部門在此次疫情中能夠快速響應并逐漸建立中西醫結合的應急醫療體系。
值得關注的是，近日頒布的《安徽省中醫藥條例》強化了中醫藥在傳染病防治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工作中的作用發揮，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建立中醫藥參與應急網絡和應急救治工作協調機制，加強中醫藥應急物資、設備、設施、技術與人才資源儲備，并將中醫藥機構和人員納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和院前急救體系。無獨有偶，四川省委、省政府印發的《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也對完善中醫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體系和院前急救體系，建立重大疫情中醫藥人群預防和早期介入治療機制等工作提出要求。
“上述政策法規有利于具體貫徹落實現有法律中的規定，不僅有利于暢通中醫藥依法參與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渠道，而且有利于為中醫藥參與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提供人、財、物的保障。從根本上來說，這些舉措有利于促進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讓中醫藥更好地造福民生福祉。”鄧勇說。
一項共識
讓中醫藥融入公衛管理體系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讓中醫藥融入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成為專家共識之一。
“應急體系建設中尚缺乏對中醫藥特色和優勢作用的發揮。”西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代水平撰文指出，出臺于“非典”時期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并沒有中醫藥內容的體現。他建議，在修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時應增加有關發揮中醫藥特色和優勢作用的規定。如在“總則”部分增加一條規定，“縣級以上政府應當支持發展中醫藥教育、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人才培養，鼓勵中醫藥科學技術創新，積極發揮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提高應對各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將中醫藥納入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至關重要，必須給中醫明確的地位，真正做到中西醫并重、中西藥并用。”張伯禮表示，“只有隨時做好準備，到關鍵時候才能夠上去，站得住腳，打得贏仗，讓中醫藥發揮更大作用。”
在具體操作層面，專家們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張伯禮表示，應在高等院校教育中，加強中醫疫病學、傳染病學及公共衛生管理課程的教學，建立起中醫藥防治傳染病的學科體系;培養建設一支中醫功底深厚、重癥救治能力強的臨床人才隊伍，特別是急重癥臨床人才培養;加強中醫藥從業人員公共衛生管理能力與水平的培養。
北京中醫藥大學李瑞鋒、馬爽、王鴻蘊通過統計此次疫情中各地定點救治醫療機構和發熱門診定點機構中醫類醫院的數量，發現中醫類醫院“缺位”現象仍然存在。他們建議，要進一步完善衛生應急管理體制，在各級衛生應急預案、制度、規范、標準等修訂過程中將中醫類醫院考慮在內，逐步納入應急管理體系;要加強中醫類醫院應急能力建設，特別是加強中醫類醫院急診科和傳染病科建設，制定完善相關管理工作制度。
令人欣慰的是，日前《上海市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強中醫藥應急救治能力建設，優化中醫藥應急救治網絡，加快中醫藥應急救治設施設備與人才、技術儲備，完善中西醫協作機制。”“加強中醫防治傳染病相關學科建設，推動中醫藥臨床應用創新。”回應了專家呼吁。我們期待更多相關政策法規落地，讓中醫藥在新時代更好地護佑百姓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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