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中國中醫藥報
作者：河南中醫藥大學朱光
疫之為病，歷史悠久，在甲骨文中已有記載，《山海經》中也有貞卜“天下大疫”的記錄。據《中國疫病史鑒》載，從西漢到清末，中國至少發生過321次大型瘟疫，其中不乏十分嚴重的情況，如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自序中說：“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三國時曹植的《說疫氣》記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明末吳又可在《溫疫論》原序中說：“崇禎辛巳，疫氣流行，感者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門傳染”，以至于吳江出現“一巷百余家，無一家幸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幸存”(《吳江縣志》)。
中醫人與各種瘟疫展開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對決，開展了力所能及的救治，取得了不少成果，在疫情的控制和疾病的治療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古代中醫是如何認識疫之為病的呢?
疫之病源
受傳統文化與認知條件的限制，古人在很長時期為其發病的怪異所迷惑，認為疫病是由鬼神所為。如鄭玄注《周禮》時言：“疫，癘鬼也”;《釋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之釋。《內經》亦有“邪鬼干人”“癘氣流行……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的記載。
隨著中醫學的發展，這種迷信或蒙昧的觀點逐漸發生了改變，進而出現疫病是由自然界“癘氣”所為，或稱之為“毒氣”“疫氣”“戾氣”“異氣”“雜氣”等，與鬼神則毫不相干的認識。如《禮記》有“孟春行秋令，則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的記述，已認識到疫與氣候異常有關。《素問·本病論》曰：“四時不節，即生大疫”“氣交失易位，氣交乃變，變易非常，即四時失序，萬化不安，變民病也”，認為因天地氣交異變，破壞了四時節序，影響萬物生化規律，進而致疫病發生。張仲景論述時行病時指出：“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并提出“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歷占之”。曹植在《說疫氣》中提出“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的觀點。巢元方認為：“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并進一步總結 “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明確指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并做出說明：“疫氣者，亦雜氣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氣，故為病頗重，因名之癘氣”，還描述此異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其來無時，其著無方”“來而不知，感而不覺”。
吳瑭在《溫病條辨》中認為溫病中的“溫毒”與“溫疫”是由癘氣、穢濁之毒氣所致。此外，還有一種能致疫病的瘴氣，又稱山嵐瘴氣、瘴毒、瘴癘等。《醫學正傳》言：“嶺南閩廣等處曰瘴氣，蓋指山嵐霧露煙瘴濕熱惡氣而名之也。” 瘴氣主要指南方山林中因動植物腐爛、濕熱蘊蒸致病的毒氣。
上述疫之病源往往自口鼻而入，即“天牝(鼻之別名)從來，復得其往”(《素問·刺法論》)。吳又可也認為“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溫疫之來，邪自口鼻而入”，因而疫之致病多犯肺系與脾胃，并發現“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溫疫論》)。
疫之起病
癘氣大都毒烈，但并非染之皆病
古代醫家認為普通人是否感染疫病與毒性強度及染毒程度相關，但更與人體正氣有密切關系。對此，《素問·刺法論》做出了明確解釋，即“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還提出了“三虛”致疫說，即：“虛邪”即疫之病源，“天虛”即五運六氣的失常，“人虛”即人體正氣虧虛。《說疫氣》也發現生活困苦者更易染病， “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溫疫論》認為：“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若其年氣來盛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則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說明戾氣致病與否取決于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正氣的強弱。
正氣虧虛有絕對、相對之分
絕對正虛主要指稟賦不足、年老體衰者，相對正虛則指不適寒濕、調攝不周等，造成正氣狀態一時低下者。此外，癘氣加身為害，還要受體質的影響，如《溫熱經緯》言：“外邪傷人必隨人身之氣而變，故人身陽氣旺，即隨火化而歸陽明;陽氣虛，即隨濕化而歸太陰也。”
疫之特征
疫病的首要特征是具有傳染性
《內經》即有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素問·刺法論》)，“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這些都說明疫病在流行地域，無論男女老少，凡觸之者多可發病，且癥狀相似。《說文解字》解釋“疫”為“民皆疾也”，也可作為佐證。巢元方對疫病的描述為“病無長少，率皆相似……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諸病源候論》)。
疫病多發病急驟，病情危篤
疫之傷人，多來勢兇猛，發病急驟，甚則染之即發，且變化多端，病情險惡，常因束手或救治不及而亡，甚而造成“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說疫氣》)。清代余師愚發現疫疹“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疫疹一得》)。
疫病多為一氣致一病
癘氣種類不一，致病各異，也就是說，每一種癘氣所致之病，均有各自的臨床特點和傳變規律。而同一種癘氣對人體的致病部位具有親和力，或特異性與選擇性，即某一癘氣可專門侵犯某臟腑經絡或某一部位，因而往往同病者同癥。
疫之防治
疫之未感重在防
《內經》中確立的防疫基本思想主要有兩點：一是避毒，因疫性大都毒烈，在疫已至而未感時，“避其毒氣”(《素問·刺法論》)就成為簡單實用的明智之舉、上策之選(《漢書》有載對“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二是養正，即顧護正氣，其實《素問·上古天真論》中列舉的各種養生防病措施，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都可作為平時的防范舉措。
后世醫家還根據疫之種類與特點，摸索出許多避疫的方法，如選用芳香辟穢的蒼術、木香、蜀椒、乳香、降香，以毒攻毒的雄黃，清熱解毒的貫眾、升麻，補氣之人參等藥物或制劑加以防護。
疫之已染重在治
疫自外來，為病傷人，法當清除祛之。在辨證論治的前提下，中醫祛邪舉措蘊含著謀略與智慧。
一是予邪外出，因勢利導。即給邪找出路，邪祛正自安。具體可遵循《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言：“因其輕而揚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于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也可參照《溫病條辨》的認識：“凡逐邪者，隨其所在，就近而逐之”“逐邪者，隨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導之”。臨床最為常用的有汗、下等方法。
二是改變環境，毀其所依。自然界存在著“同氣相求”的規律，因而癘氣加身，每有內應。若改變其內環境，消除其立身之基，同樣可使疫毒之邪無法容身。就臨床所見，許多疫毒無論寒溫，都與體內的濕邪有關，每以內濕作為其生存土壤，通過化濕、燥濕或利濕等方法以清除濕邪，進而使毒無所依而難為害。
三是針鋒相對，對抗糾偏。癘氣犯人，往往來勢洶洶而不可擋，耗氣傷津而致危難挽，此時須當機立斷，遏其病勢，阻其妄為，以“熱者寒之”“實者瀉之”等為則用藥，如常用清熱解毒、清熱通腑、清熱利濕等，以糾正邪侵造成的陰陽失衡。但這種強力抗邪，易致兩敗俱傷，正氣虛極甚至會得不償失。
中醫所論疫病大抵是指由細菌、病毒等微生物引起的傳染病。現代醫學從傳染源、傳播途徑、易感人群三個方面入手研究，使大部分已知傳染病的防治取得突破。由于細菌、病毒等的變異，新傳染病仍然不斷出現。中醫治療疫病多采取扶正祛邪、整體調理、順勢而為的方針，在2003年的SRAS及新冠肺炎中都充分顯示出了優勢。筆者堅信，中醫戰“疫”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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