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中國婦女報》
第一次，赫偉麗醫生感到“戰時的氣息”。
這位40歲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感染科中醫說：“大年初三，從北京到武漢的飛機上，我設想了很多次。”可是，真正穿好防護裝備，走入湖北中西醫結合醫院剛剛改造完成的病房時，面對那30多位躺在病床上的重癥患者，“我已經重新設定了自己的管床上限。”
在北京時，“最多最多，一位醫生也就管10張床的病人。”
這是中醫診療要堅持“望聞問切”和“一人一方”決定的。
東直門醫院的中醫專家正在為患者號脈。
“在這里，一位醫生要管30多張床位。” 36歲的護士長杜漸說：“我們是第一批，7位醫生加上13位護士，分成3班，已累計負責診療70多位重癥患者。”
慢條斯理，在平穩的呼吸中說出想法，在這支中醫“國家隊”中，是每位成員慣常的表達方式。
少見的緊張，“好像只在第一次進病房前”——赫偉麗清楚地記得，一位男大夫，會一遍遍地請人確認、又對著鏡子看：“防護服上的繩，系好了嗎?”
大家都沒預估到，“這次出來，會持續這么久。” 40歲的總護士長張春花說。
截至2月26日，這是在武漢連續工作的第31天。
答疑
赫偉麗忘不了那位老人“豎起的大拇指”。
那天早班，正在切脈，這位60多歲的患者開始輕聲抱怨：“總覺得肚子脹，喘不上氣。”
診完脈象，赫偉麗沒有絲毫猶豫，俯下身子，在患者耳邊說：“您的脈象沒問題，應該是胃腸道的原因，我馬上給您安排針灸。”
針灸科大夫施診后，患者漸漸平緩。
看著這次毫不慌亂的診療，隔壁病床那位80多歲、戴著呼吸面罩不方便說話的老人，悄悄地給這幾位醫生豎起了大拇指。
平和，在這間重癥隔離病房中，是常態。
“與以往的診療節奏不一樣，每位病人，實際上每位醫生一天內就照看4小時。”這對醫生們，是一個小挑戰。“每次換班后，我們都需要更詳細與病人進行問診。”為了能保護好每一位患者，赫偉麗和同事們，時刻提醒著自己，不能放過每一個細微的變化。
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是這支醫療隊所有人的共識，“但病人究竟是寒濕、濕熱，或是氣虛，還需要醫生根據不同情況，調整藥方。” 赫偉麗說，基本上需要3天就調一次方子，看起來煩瑣，卻是與病情發展相匹配的必然。
湯藥用來治病，在這片儀器聲比人聲更大的病區里，醫護們最需要付出的，是體力與腦力并重的療心過程。
“其實，就是要耐心地回答患者提出的一個又一個問題。”杜漸說，即便那些問題，是一次次的重復。
一位患者，核酸檢測在陽性-陰性間徘徊了幾回，對出院的期待感，像極了“過山車”。赫偉麗說，仔細體察患者心理變化，已成為大家的一種自覺。
“標準嚴一些，既是對你負責，也是對你家人、朋友負責啊。”隔著必須使勁兒呼吸的口罩、霧氣朦朧的護目鏡，穿得鼓鼓囊囊的赫偉麗，開始用“帶有獨特喜感”的手勢和語氣，與一身輕便的患者溝通。
“聽著她從病理說到病例，又從院內說到院外，我們聽著都覺得多出了一身汗。”對于醫生的耐性，杜漸覺得“十分理解”，卻也“暗暗開心”。
“還有什么比見到病人走到痊愈邊緣更開心的事呢?”的確，當診療到了只看核酸結果時，往往就意味著，他們又將一位患者從死亡邊緣拽了回來。
“回答疑問，就是在傳遞信心。”進入病區的這4個小時，一滴水也不能喝，醫生們也必須“接著聊”。
協作
因為張繼先醫生，這支醫療隊的人，似乎都平添了一份責任。
“她第一時間拉響警報，我們第一時間應聲而來——作為國家醫療隊之一，這就是責任。”出發前先瞞著家人報名的赫偉麗說：“據我所知，即便被我們換下來了，張醫生也沒停止繼續工作。”
1月27日，剛到武漢時，來自東直門醫院的醫生們即將負責的病區，還是普通病房。
“就是開放式病房，沒有隔離區域，更沒有分離通道。” 赫偉麗說。
兩家醫院醫護人員的第一次合作，是從改造開始的。
“大家都是主動承擔任務。”劃定隔離區、給門底上膠封死、裝穿衣鏡……按照傳染病房設置的標準，兩隊人馬開始了密切合作。
“與湖北同行的合作，很順暢。”總護士長段云姍說，情感都是相通的，她忘不了，到達的第一天，湖北中西醫結合醫院護士長石瓊華看到這些“北京來支援我們的”，眼淚已經止不住：“在這種情況下，你們能從北京趕來，特別感謝。”
“提需求都是極簡，要啥就直接說。”經歷過2003年非典的張春花說，兩天里，我們就兩件事——“熟悉防護服穿脫程序、一起改造病房。”
這樣的無縫對接，讓杜漸口中那扇“很神奇的門”很快開始發揮作用。她曾用一段很詩意的語言來表述——“隔離病區有一扇很神奇的門，白色的，很厚的防盜門。門里門外是兩個世界。門外的世界，被叫作清潔區，大家可以‘坦誠相見’;門里的世界，被叫作污染區，所有的物品都被叫作污物，除了真心，所有物品都要被‘醫學處理’。”
現在，兩家醫院，本相隔1000多公里。如今，醫護人員們已是“一條戰壕里的戰友”。
在救援進行到24天時，杜漸忍不住發了條朋友圈：“想你，想家，想糖油餅的24天。”
網名“骨科小護士”的她說，這次來武漢，其實圓了自己的英雄夢。2003年參加高考的杜漸一度認為，自己因為年齡小，沒趕上抗擊非典，“這一次說什么也要來到第一線。”
她一直記得自己入學那年，在東直門醫院門診樓里，見到的那張照片，那是東直門醫院一位因抗擊非典犧牲的醫生。當時，多位醫護人員經過時，都會駐足行注目禮。
“這一次，輪到我們來扶正祛邪了。” 赫偉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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