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新華社《經濟參考報》
記者：梁倩
從17年前的SARS到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醫醫學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方面的療效明顯，得到了各方認可。尤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后，中醫全程、深度介入治療，為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實，在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醫藥參與各類重大疫情防治，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成功的效果。就此，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所長胡鏡清日前接受了《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他認為，我國歷史上中醫藥在重大疫情救治中所積累的經驗，對當今疫情防控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學習。他建議，應從制度建設上將中醫藥納入我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臨床救治體系。
圖為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所長胡鏡清。
01
中國中醫藥抗疫史悠久
胡鏡清說，中醫藥抗疫一直是我國歷史長河中的重要篇章，對保證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功不可沒。“相比歷史上西方疫病爆發經常導致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人口損失，數千年來我國人口基本保持平穩增長，一直到清代人口大幅增長。”
他介紹，自西漢一直到明代，我國人口數基本上在4600萬到6000萬之間波動。到了清代，雖然從現存的文字記載看，這一時期瘟疫流行超過此前任何一個時期，但此時中醫溫病學已經誕生，并在大江南北盛行，清代人口數量有了大幅度增長，至乾隆年間人口已超過2億人。
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就有了疫情的文字記載。據《中國疫病史鑒》統計，從西漢到清末，中國至少發生過321次大型瘟疫。元明清時期，疫病的流行達到中國歷史上的頂峰，元朝(1271～1368年)疫病流行年份多達30余年，明朝(1368～1644年)躍至118年，清朝(1644～1911年)高至134年。
“據此推算，明清兩代幾乎有一半的年份都有疫病流行。其時不但疫病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而且疫病的傳播面越來越廣，跨省的疫病也時有出現。”胡鏡清說。
到了新中國時期，我國衛生條件已有較大改善，但回顧建國后的幾大公共衛生事件，中醫藥依然是一把利劍，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胡鏡清介紹，1954年、1955年，石家莊市乙型腦炎流行，采用中醫治療取得了顯著效果。1955年衛生部兩次派遣工作組前往石家莊市調查1954年中醫治療乙腦的情況，隨后衛生部作出決定，“必須重視和推行中醫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的方法”。數據顯示，1954年石家莊市中醫治療的流行性乙型腦炎31個病例，其中半數以上皆系極重型病例，無一死亡，達到了100%的治愈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歷史上，中醫藥抗疫不僅僅為我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還為世界抗擊烈性傳染病貢獻了中國智慧。
據介紹，“天花”在東漢初年傳入我國后，最晚在明代我國就率先研制出“人痘接種術”用來預防天花，效果顯著。百余年后英國的醫生琴納在實踐人痘接種法的基礎上，于1796年發明了牛痘接種術。由于牛痘接種術在全世界的推廣、傳播，天花得以控制，直至1979年10月26日WHO在內羅畢宣布全球消滅天花，這是人類真正第一次控制了一個烈性傳染病。
“我國人痘接種法發明的意義，遠不止于它是牛痘發明之前預防天花的有效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成為人工免疫法的先驅，向世界貢獻了卓越的中國智慧。”胡鏡清說。
02
中國幾千年防治疫病的成就和貢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胡鏡清認為，近現代以來，中華傳統文明的傳承出現斷層，在較長歷史時期內，對中醫藥重視不夠，中醫藥發展受挫。
“中醫早已形成防治疫病理論與方法體系。”胡鏡清表示，有人類就有疾病，人類文明歷史，同時也是與疾病特別是傳染性疾病的斗爭史。我們回顧歷史，中國疫病流行與防治的斗爭，幾乎與五千年中華文明同步，已逐步發展形成了中醫防治疫病理論與方法體系。
從東漢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開始，到明吳又可撰寫第一部瘟疫學專著《溫疫論》，至清末，中醫學已形成了一套理論較為完備、技術方法豐富的疫病防治體系。
據出土的《云夢秦簡》記載，秦代已設置有“癘遷所”對麻風病人進行強制收容;《漢書》記載漢元始二年對疫災的救治：“民疾疫者，空舍邸第，為置醫藥。”這意味著，古代政府為控制流行病建立了臨時公立醫院，說明中國早在公元2年就對傳染病采取了隔離措施。至于民間許多焚香避穢、清掃逐穢、飲水消毒的防疫習慣，則具有更為久遠的歷史，民間應用極為普遍。
“中國幾千年防治疫病的成就和貢獻，我們沒理由不重視。”胡鏡清強調，中醫疫病學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對今天防治新冠肺炎仍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中醫學重視人體自身抗病能力、注重調整機體內在平衡的基本出發點，因人、因時、因地的變化策略，獨特的辨證論治診療模式，豐富多樣的藥物和非藥物的防治技術手段，值得我們重視和努力加以研究、應用。
胡鏡清強調，未來一方面應加強對中醫的重視程度，另一方面還需進一步加強中醫藥防治傳染病作用的研究。他表示，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中醫藥發展應該三步走“總結規律，闡明機理，融合創新”，是很有指導意義的。
03
中醫藥應納入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預防和臨床救治體系
從古代防治疣、疵到霍亂、瘧疾的治療，再到發明人痘防治天花，從乙腦病毒到SARS，再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治療，我國中醫藥的地位和作用，已在歷史上眾多疫情救治中得到驗證。
胡鏡清表示，對于疫病的治療，中西醫各有優勢，應該中西醫配合，各展所長。西醫主要是針對病原學控制。中醫重點關注人體自身平衡狀態的維持，調節免疫力，從而達到治病的目的。對那些病原不明確，或對病原沒有針對性治療方法的難治性疾病，中醫藥仍有用武之地。
“在人類防病治病維護健康的艱辛歷程中，任何將中西醫分割開來的做法都是狹隘的、非理性的。”胡鏡清指出，中西醫防治疫病各有所長，應當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抗擊疫病，不能偏廢。西醫學在對傳染病病原的認識、分離和控制上，顯然超過中醫學。中醫學立足人體自身功能的平衡恢復和整體調節，以及豐富多樣的方法手段，又為我們提供了有別于唯病原論的不一樣控制策略和方法。
胡鏡清建議，在當今中國特色傳染病應對體系和機制的建設中，我們應該進一步強化中醫藥在當今傳染病應對中的作用，要從制度上徹底解決治理體系上中西醫并重的問題。“中醫學抗擊傳染病的寶藏挖掘得還遠遠不夠，優勢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僅僅一個青蒿素是不夠的。”胡鏡清說。
事實上，2003年的SARS治療，與世界上其他感染SARS的國家相比，我國雖然感染人數最多，達到5327人，但是死亡率最低，為7%(廣州僅有4%)，遠低于11%的世界平均死亡率(香港更高，為17%)。而究其原因，與中醫藥參與SARS防治而發揮的作用分不開，世界衛生組織(WHO)給予中醫藥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在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2003年10月聯合主辦的“中醫、中西醫結合治療非典國際研討會”上，專家一致認為，中醫搶救了大量非典患者的生命;在預防和恢復期治療方面，迄今西醫尚無針對性治療方法，中醫有其獨到之處。
因此，胡鏡清建議，我國應立法明確，將中醫納入公共突發事件臨床救治體系。他認為，只有真正納入體制、體系中，當發生疫情等公共衛生事件時，中醫醫學的參與才會更為順暢，真正發揮好中醫藥在傳染病前期預防、臨床救治和后期康復中的作用，“而不是像目前還需靠中央、地方發文要求中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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