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體現了中國哲學“天道自然”的觀念，“治未病”與辨證論治是其重要的內容。它既重視臨床醫學實踐的理論總結，也強調理論對臨床診療指導。其理念的本質是整體的、具體的、辯證的，也是變化的、更新的、發展的。中醫藥自身歷史發展的過程，充滿了融合、互動和協調，經歷了多重對立面的相互轉化和吸收整合。
近三百年西學東漸，很多人以西方科學主義為標準，認為中國有“學”而未有科學，否定中醫藥的科學性。而今，中醫藥法業已正式實施，科技部與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學科目錄中，將中醫學和中藥學列為醫學門類的一級學科。依通常的學科標準：高等教育有教席，醫、教、研、產有團隊和機構，擁有各分支學科的學術刊物，國家政策支持、科學家首肯、廣大民眾擁戴的中醫藥學學科體系也已完成。盡管如此，仍有人提出中醫有用但不科學，不具備科學主義的諸因素等話題。由此可見，在變化的環境中，如何認知中醫藥學的科學性及其現代創新確有必要作一探討。
1.科學與人文的融合
醫學是人學，無分中西。
中醫藥學的理論體系緣于陰陽五行，天人合德尚一之道，又離不開臨床經驗的積淀和體現整體性與辨證論治的理論指導。因此，中醫藥學具有科學與人文的雙重屬性。
當今，醫學科技進步了，數理化學的成果推動了醫學技術的進步。上世紀，人類防治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取得重大成就，器官移植帶來生命延續………但醫學人文倫理的淡化異化，成了新的問題。中醫亦然。
醫患矛盾的根源，是利益沖突演變成買方與賣方的關系。醫者與患者本應是“尚一”的共同體，而現實情況卻是，醫患關系一度緊張，甚至傷醫事件頻頻發生。其中日益凸顯的倫理、法律與社會問題，激發了醫學界與社會各界對醫學人文的廣泛關注。醫學人文，就是一種人文的醫學，其基礎包括哲學、文學、歷史、藝術、政治、經濟、人類學等。這些人文學科在醫學中具有重要價值，是醫務工作者服務患者，謹慎和正確決策中必備的基本素質，也體現醫護人員的人格教養。本世紀敘事醫學的誕生，是為了保證在任何語言環境、任何地點，醫務工作者與患者相遇時，都能全面地認識、理解和尊重患者的苦痛，懂得關注、聆聽、建立患者的歸屬感。
中醫藥學具有敦實深厚的國學積淀，尤其是融入了儒家“仁”的思想內涵，“仁者愛人”“禮歸于人”“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這里的“仁”，蘊意公正、自由與力量；“禮”，除禮節祭禮之外，還有調節、和合與協調之意；“天”的定位當是整體的大自然。
《黃帝內經·素問》撰有疏五過論與徵四失論兩篇，明示醫者的過失作為戒律，為生民療疾愈病者自當警覺慎行。其理念敬順自然之德氣。德氣為道之用，生之主，必當敬順之。在西學傳入后，西醫逐漸占主流位置，中醫學人中有失對自身規律堅守者，不論病情需要與否，一概中藥加西藥，凡遇感染，一律清熱解毒加抗生素，而識證立法遣方用藥日趨淡化，多用中成藥而少了辨證論治用湯劑。至于堅持科學人文雙重屬性，尤其讀過《十三經注疏》者，更是鳳毛麟角。人文哲學對中醫學人而言，也已面臨斷代的危險。
2.象思維與概念思維的互動
傳統配藥。張培堅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象思維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和特征中提出的，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思維模式的主流。它具有非實體性特性，是中華民族文化最高理念“道”“太極”“無”“一”“自性”等觀念的表達。
象分屬原象、具象、表象、意象等不同層次，體認原象是“體”“觀”“悟”深化詮釋的過程。近三百年來，西學東漸，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概念思維、邏輯思維推動了人類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而還原論的簡化、僵化，壓抑了象思維，使象思維為人所生疏乃至被忘卻了。
從學理上講，象思維是非概念思維，但與概念思維并非相互排斥，絕對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關系。事實上，人類解決問題時，象思維，尤其是具象與概念思維是互動的。而論及中醫藥學的藏象學說、證候體系、方劑潛能等，也都有象思維與概念相鏈接的研究。關于氣、精、神，經絡學說，許多心理、稟賦的研究等，都離不開太虛原象的思維。但受西方中心論的影響，象思維的研究一度幾乎被完全忽視或回避了。而今，在格外重視創新的背景下，對象思維的重新反思和試圖復興也是時代的必然。
原象是象思維的高理念、高境界，是老子所說大象無形之象，是精神之象，是回歸心性開悟之象。象思維之原象，不是西方形而上學之“實體”，而是太虛之象，其原象并非真空而蘊有中和之氣，乃是“有生于無”的有，從而是原發創生之象，生生不已動態整體之象。
象思維的興起，與外部世界的變異相關聯。自十九世紀中葉始，科學標準逐漸成為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把凡是不能概念化、公式化的事物，均排除在“真”之外。應當承認，概念化、公式化是一種還原分析不可少的抽象力量，是人類破解、把握科學問題所必需的，但其抽象化本身，也有著簡化和僵化的潛在危險，因此，單純靠這種思維方式，不可能把握事物活生生的有機變化的整體。
與此相對照，中醫藥所基于的象思維，則強調對人與自然流轉變化的整體把握。比如，中醫學的臨床診療程序，首先是“觀象”，通過醫者的視聽嗅觸味，視舌象、候脈象及征象、病象、藥材法相等，從“象”開端，以“象”為主，識證治病。
3.學科方向的變革與創新
隨著“以人為本”健康理念的形成，中醫藥的學科方向必須變革，以適應大環境的變遷、服務大衛生的需求，這也是當代中醫藥學人的歷史責任。
因此，要將人放在天地之間來看人的健康和疾病。完善以整體觀、辨證論治為主體的診療體系框架，獲得共識性循證與敘事醫學的療效，基礎理論概念的詮釋與深化研究，“治未病”理念與方法的普及推廣，研究思維由“還原分析”朝向“系統化研究”轉變的探索，強化建立規范的中醫藥國內外通行的標準，不斷提升中醫藥學國際學術影響力。
對于學科的屬性，必須有清晰明了的認識：一是以大科學為指導，充分開放多學科參與中醫學術研究，同時要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回歸原創之思，整理哲學原理對中醫的指導作用。二是要研究復雜系統的相關性，要敢于突破原有學科的邊界，提倡整合。三是對不同民族、地域的優秀文化中的科學概念，進行詮釋、吸納和推廣。
近十數年間，筆者一直在體認醫學方向的變化。新的趨勢指明，中西醫學有可能朝著整合方向邁進。
中醫藥學歷來以臨床醫學為核心，其辨證論治具有原創優勢并與個體化醫學相吻合。中醫對方劑的研究，組建了多學科的研究團隊，不僅有中西醫藥專家，還廣泛吸收了化學、物理學等專家參加與指導。中醫方劑有中藥配伍組合的物質基礎，又體現治療效應，是中醫理論的載體。筆者提出“方劑的潛能蘊藏在整合之中，不同飲片、不同組分、不同化合物的不同配伍具有不同的效應，詮釋多組分與多靶點的相關性，針對全息的病證，融合對抗、補充、調節于一體，發揮增效減毒與減毒增效的和諧效應”。整合效應包括藥效物質與生物效應的整合、藥物實體與表征信息的整合、藥物功效與人體功能的整合。
通過實驗認識到，“網絡”可以作為整體，是系統的構建基礎和關鍵技術。比如，“網絡藥理學”在宏觀與微觀的基因組、轉錄組、蛋白組、代謝組、表型等不同層次，有基因調控網絡、蛋白質互相作用網絡、信息傳導網絡、代謝網絡、表型網絡等各種生物網絡作為復雜系統分析的關鍵，代表了一種符合中醫藥整體特色的研究新理念與新方法。
智能藥房。江心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我國學者無分中西展開的復方網絡藥理學研究，與國際基本同步，有望使中藥方藥研究躋身當代科技前沿，為源頭創新提供強有力支撐。比如，我國首次成功防控人禽甲型流感，在綜合集成創新過程中，中醫藥依據明清溫病衛氣營血辨證診治，研發出金花清感方，運用標準湯劑，在預防和治療中均獲得顯著效果，論文發表在美國內科學年鑒上，世界衛生組織也建議推廣中醫藥防治人禽甲型流感的經驗，提高了中醫藥學的國際影響力。
目前，醫學發展的總趨勢，是實施個體化醫學、預防醫學、預測醫學、轉化醫學和參與醫學。這恰恰為中醫藥學發揮原創優勢提供了良好機遇。比如，中醫診療從整體出發，對同一種病，因遺傳背景稟賦體質等差異，證候不同而治療方藥劑量也不同，在醫學模式中，強調生理、心理與自然、社會環境的變化相適應，這些都體現了個體化醫學的特點。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的思想，各種中醫保健方法的推介，則踐行了預防醫學的真諦。中醫以五運六氣學說為代表，積極辨識體質健康狀態及演變趨勢，適應各種氣候、物候環境的變化，則是現代醫學所強調的，將重點放在病前的早期監測。
轉化醫學作為重點變革之一，更能凸現中醫藥的優勢。中醫講轉化醫學，是從臨床實踐中凝聚科學問題，再做基礎研究與新復方的開發研究，將基礎科研成果轉向臨床應用，進而提高維護健康與防治疾病的水平。因而，轉化醫學的研究模式，必須是多學科聯合體的密切合作，醫院向院前社區鄉鎮轉化、成熟技術向產業研發轉化、科技成果向效益民生轉化、面向基層醫教研產向人才培養轉化。
手術治療與傳統療法優勢互補。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當今的中醫學與西醫學，能以互補互動向趨同方向發展，能為構建統一的新醫藥學奠基嗎？
產生于西方工業文明基礎上的西醫學，曾在一段時期內，將診療目標側重于病人之“病”，追求的是生物學指標，重技術重實證，強調必須可重復可復制。在還原論盛行的20世紀，這對醫學進步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從長遠來看，有本末倒置之嫌。而中醫學的診療目標則側重在病人之“人”，中醫學作為整體系統醫學有明確的內在標準，如“氣脈常道”“積精全神”“陰平陽秘”等。在具體干預方法上，中醫強調飲食有節、法于陰陽，倡導每個人主動參加到對自身健康的認知和維護健康的全過程中去，做到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這與現代健康管理的觀念同樣不謀而合。
因此，我們在推動轉化醫學與運用網絡醫學作為調整改革的重點時，面對多因素、多變量、多組織器官復雜性現代難治病診療過程中，充分體悟還原論與系統論的思想精髓，中醫學與西醫學基礎整合繼而生發出新的創新創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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